从《团圆》说起,丰子恺图画书奖的十年历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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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7-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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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汤军有着30多年的中医治疗呼吸疾病诊疗经验,年前那段时间,她的专家门诊中有1/3以上患者是因为感冒咳嗽而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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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切是爱情的悲剧还是人的悲哀?读完《致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》这部轻松幽默的小说后,每一个读者,都可以从中发现自己对真爱的不同理解,是彼此的心心相映还是魂牵梦萦的相思,是光鲜的外表还是郑重的承诺,每一个人在莞尔一笑之余,都会有自己的感触。《致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》由杨鹏编写。他重塑了她的人生观价值观,路途遥遥带回藏药偏方为她根治顽疾,用他独有的方式让她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,她的梦想因他而起,她毅然远走去追逐梦想,所有勇气都因他而来。初遇他,她是病弱的少女,他是音乐节上惊才艳绝的摇滚歌手,因为曲毕退场时捡走了舞台上一个易拉罐,被她铭记,再见时,他已经是她的教授。她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能和他比肩同游的人,为何最后却毅然背上行囊孤身远走?十几个国家,二十几座城市,走得越远越觉得孤独——这世间,万般美景,他是她这一生,唯一的执迷不悟。

余丽琼(儿童文学作家,图画书《团圆》作者)  2008年第一次到香港,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奖项发布。   那是七月的香港教育学院,到处是阳光和美景,礼堂里,每天都是讲座,一场接一场,老师们纷纷登台坦露心扉,谈论、分享图画书,我也蓦地退回到学生年代,忙做笔记,与身边的人交换感想,有时兴奋有时茫然。

我看到小思老师和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,两位老人在挚友般的拥抱后滚下热泪,看到夏日有空调冷风贯入的空气里依然温热如春,看到许多同仁相聚重逢时眼里对这个奖项的期许和深情,看到所有的人都在用各自的方言念出同一个名字——“丰子恺华文儿童图画书奖”。 那一刻,我才明白,一个新生的奖项将从天而降,指引像我这样懵懂的人走向大海未知的深处。   2009年7月22日是百年不遇的日全食,也是首届丰子恺奖颁奖典礼。 那天下午,我挺着大肚子站在窗前,眼见着天慢慢变黑,手机里突然传来好友从颁奖现场发来的短讯,只几个字:《团圆》首奖!我愣在那儿,接着太阳全部被吃掉,我也整个儿没入黑暗,连同脸上一时反应不过来的迟钝。

已六个月大的女儿在肚子里拳打脚踢,摸着起伏的肚皮,我才知道,这都是真的,不是梦里。

  因为肚子太大,连路都走不了,我没能参加首届丰子恺图画书奖,直到一年后的上海论坛。

第一次见到柯倩华、宋珮、方卫平、朱自强等老师,他们是评委,也是我之前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名字。 第一次与他们说话,不知道怎么开口,只记得话没说,脸就红了。   接下来的上海图书馆展厅,我很吃惊地看到《团圆》里的理发店被活生生搬到了眼前!我走进去,又走出来;我坐坐理发椅,又站起来研究面前的镜子;我摸摸柜子上的老式电视机,又拿起电吹风假装吹头……我不知道是自己变小了,还是回到了书里。

  后来才知道,为这次立体展览,丰子恺奖组委会很用心地请来专业设计师,调度了各种道具,那把很老的理发椅费尽心思才找到,店门口小小的木马,也是很别致的细节,它们一下子把我的童年全勾了回来。 在那间理发室流连很久,我舍不得走出来,感觉又回到了写故事的那段日子,怎么走也走不出,怎么走也不想走出来。   听说《团圆》一开始并不起眼,但在一次次讨论、一层层筛选中,它慢慢浮出来,集中了所有评审的目光。 他们不认识我,他们眼里只有书。

我没参加过任何评奖,这是第一次,我想也是最幸福的一次吧。

就这么与丰子恺奖结缘,像一个在街上乱转、不知所踪的孩子,突然遇到一个牵他手的大人,对他点头微笑,指给他要去的地方,这让他惶恐不安又雀跃不已。   2010年去香港分享创作经历,与丰子恺奖的主席陈禹嘉先生和他太太相识。

那时,奖项在大陆已众所周知,身边的人都在谈论它及其得奖书,可见其影响力。

我将这消息告诉了他们,陈太太竟拍起手来,与陈先生相视而笑,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开心。 我看到了这个奖后面陈先生一家殷切朴实的心,那里只有简简单单的愿望,就是为中国的孩子优选原创好书。

  丰子恺奖为推动从奖项出来的书,每年都会去各个城市组织阅读推广活动,只要他们邀请,我一定会扔下手上的事情,加入进去。 不是为了自己的书有更多人买,而是因为当初陈先生夫妇那双明亮真诚的眼睛,那里面是对这个“新生儿”无限的爱和愿想,也因为在中国,有千万个家庭有同样的渴望,那就是看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本土优质原创图画书。

我力量有限,但汇进丰子恺奖的团队里,又觉得有无穷的力气。

后来我认识了奖项的顾问霍玉英老师,也知道了当年那个阳光灿烂的香港教育学院就是她的地盘。

因为对图画书情有独钟,她在扶持丰子恺奖的同时,也成立了儿童文学文化协会,推出了香港的原创图画书奖,致力于发掘具有本土味道的好书,培育新人新作。   而大陆,在丰子恺奖的带动下,许多出版社、职业画家和作家,也都将目光投向孩子,形成重新认识、学习、研究、创作图画书的潮流。

图画书成为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与此相应,大批阅读推广人涌现出来,他们中有妈妈也有专家,他们进入学校、图书馆、社区等场所,为孩子们读书、为家长解答阅读中的困惑……丰子恺奖,像那忽如一夜的春风,吹开了千树万树的梨花。   2011年的冬天,我收到柯倩华老师的来信,她像天使一样把一个好消息送给我——《团圆》入选了“纽约时报”年度世界十大童书,而且当年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厚厚的推荐书目,竟然从头到尾都用了《团圆》里的插图!她说,我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。

我像又一次撞上了百年不遇的日全食,昏头昏脑,被幸福吞没。

  出版英文版《团圆》的英国沃克出版社寄信来,特别抱歉地向我解释说,“纽约时报”的十大童书奖,只有画家有奖状,作家没有。 其实我一点也不在意,书能走到更远的地方,得到国外读者的认可,是莫大的肯定,我心里只有满足和感恩。 当然,这与丰子恺奖无形的推力有很大的关系,要不是当年得奖,要不是沃克出版社的总编辑来中国参加了丰子恺奖的论坛,《团圆》哪有这么大的福气?许多人开始读它,谈它,尤其每年春节将至,这本有福气的书就会被立起来,展放在书店的墙上,大红的颜色,那么醒目。

丰子恺奖圆圆的标识衬映在封面上,像张孩子的脸,绽着金色的笑颜。

  再见到陈禹嘉先生是2013年的南京。

那一年第三届丰子恺图画书奖在南京师范大学开幕。 晚宴时,陈先生站起来,说起丰子恺奖几年的历程,大家认真听,忽一下就感受到了这个奖一路的艰辛不易。 最后他举起酒杯,问这个奖还要不要办下去,想都没想,大家一齐大声回答:“要!”他一开心,举杯而尽。 掌声忽地响起,不知怎么,泪一下涌上来,我仰起头,只是拍手,把手心拍得通红。   丰子恺奖每年都会请来一位国外图画书大师,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创作经验。 这一年请的是英国的安东尼·布朗,也是我早就崇拜的人,《我爸爸》《大猩猩》《小凯的家不一样了》……每一本都喜欢。

晚宴后,陈先生特地把他拉到我身边,让他鼓励我不断创作,并留了邮箱地址在我的本子上。

  这么多年过去,我惭愧没有给安东尼先生写过一封信,但那个本子一直珍藏。 而那晚陈先生的脸,我更没有忘记,那上面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奖项下继续滋养成长的热盼。

但我知道,办奖项是一件很辛苦的事,每两年一次的颁奖,频繁的推广活动,都是人力财力的消耗,它虽是一项公益事业,需要赤诚之心,但首先需要的,是雄厚的资金。 这要有持久的投入,也要有莫大的信心。

我们没有说出担心的话,但那晚陈先生举杯而尽,让我们隐隐的不安烟消云散。

丰子恺奖要一直办下去,这是多大的承诺,又让我们多么安慰。   转眼十年,从2008年7月香港教育学院的发布会到今天,丰子恺奖羽翼丰满,当年那个在我肚子里踢我的孩子,已上小学二年级了。 她是我女儿,而我呢,十年来一直把自己当成丰子恺奖的女儿,被她陪伴和滋养。

  去年春节前在香港,第一次去丰子恺奖组委会的办公室,像回到了家。 晚上,收到一个妈妈领着三岁大的小妹妹赶来送我的唱片,说家里是做音乐的,因为喜欢《团圆》,就谱成了歌,让孩子唱了录下来,特地送来给我。

听着孩子稚嫩的歌声,我一遍遍红了眼圈,哽咽得不成样子。 +1。